您的位置:首页 - 校友风采 - 校友文苑
分享到

杨本科:乡村,不止有节节攀高的彩礼和凋敝的教育

作者:杨本科

发布人:超级管理员资讯来源:海师校友会 发布时间:2017-03-22 14:52:32点击数量:14

导读

 

1973年,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具有批判意义的乡村观和城市观,由此反思,在历经重大变革的中国当下社会,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乡村生活是否如文人墨客笔下的“桃花源”那样?城市除了飞速发展的经济,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和关注?我们又该如何记录熟悉的乡村或城市生活?受此启发,“我读”于2017年1月初推出了“我眼中的城市与乡村”征文活动。在这一个多月里,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海南、陕西、安徽等地的十余篇文字作品,经过筛选和编辑等一系列工作,“我读”将于近期选登部分文字作品。

 

今天推出的这篇“回乡记”是海南华侨中学对外汉语教师杨本科的记录。杨本科,原籍安徽亳州,在海南完成了本科、硕士学业,并在海南成家、娶妻。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的杨本科已有多年记录归乡笔记的实践经历,本期刊登的这十余篇归乡笔记摘选自其记录的乡村笔记,记录时间分布在2014、2015、2016这三年,具体时间在每一小节标题处有标注。

 

近年来节节攀高的彩礼困扰着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问题,杨本科感慨:“娶媳妇儿那一段大概深有同感。”同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尽管有一些会选择留在城市奋斗,然而大多数目前仍难以脱离传统的婚恋模式,既如此也就必须要被其规则牵制。另外,杨的记录并不仅限于节节攀高的彩礼和凋敝的农村教育,这十多个片段组织起来基本可以大致看清当下农村问题的轮廓:社会经济的变迁、人口的流动、以及涉及到的乡村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尽管作者记录的只是安徽亳州的谯城区的一个小村庄,但其对某些情节的描述仍能给人以感同身受。


 

杨本科,安徽亳州人,海南华侨中学国际部对外汉语教师、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读,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孤独的葬礼

记录时间:2014年10月


 

 


 

 

放暑假回亳州老家,到家的那个下午刚刚坐下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纳凉,村支书就骑着自行车找到家里来了。

 

有事儿么?我问。

 

有事儿,明天去你四大爷家集合。凌晨四点,带上铁锹,给他挖墓窑子去,凉快。

 

老四又死了?他媳妇还没死四十天呢吧?我老妈问。

 

是的。昨天下午他儿子买了几条面筋给他吃,他没有牙,吃得又太急慌了,噎死了。

 

咦,你的眼真尖,你在哪儿看见俺儿回来了?刚坐在这儿一小会儿你就找来了。我老妈显然对这位不速之客有些许抱怨。

 

那也没办法,这墓窑子能是谁都可以挖的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小的拿不动铁锨,老的父母都健在的又没有。我在街筒子里喊了半天都没有人,街上那些妇女告诉我的,恁儿在家。

 

我们店集村历史上叫做人和镇,占地老祖姓杨。四大爷姓刘,兄弟六个。四大爷祖传的手艺是剃头和吹唢呐。他功力很深,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在客人的脸上走来走去,深一点见肉,浅一点留茬的感觉。一双肥厚的大手在客人头上、脸上抚来摩去,愣是能让他们放心地睡着咯。我小的时候四大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拿着编织袋,到各家收粮食,每个成年男子每年七斤小麦、三斤大豆,这算是他为村子里的人剃头的报酬。

 

四大爷颇懂江湖规矩,外乡的唢呐班子到我们村来跑场子,他都要去坐一坐、鼓一鼓笙,临走的时候唢呐班子必然要给他一些“过路费”,我们老家人说“剃头的和吹响的一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早早来到四大爷院子里。堂屋中间棺材前的长明灯亮着,可是却没有人守灵。我等到五点多,天都亮了,执事的才来和其他人才来,除了我之外,一个是高考结束在家休息的学生、一位是在外面打工刚回来打算接孩子去过暑假的家长、一个是在家做生意的。丧事的执事是我家邻居,他原来杀猪,村子里红白喜事执事的都是我爷爷。我爷爷去世后,就是他在干。

 

执事的把四大爷的儿子们喊了起来,让他们准备毛巾、口罩、水、酒、花露水。他的儿子们磕头谢过之后,我们就带上工具跟着风水先生下去了,墓地在他六弟的豆田里,和四大娘的坟在一起。我们一进去,同去的人就说,你看看这豆田里,全都是草。风水先生用柳枝插好四周的边界,就叮嘱我们要用白酒洗一下口罩再戴上去。

 

新规矩吗?我以前给人挖墓也没这样啊。我说。

 

他媳妇去世才四十天,怕是气味大,所以你们几位今天就辛苦了。风水先生说。同行的人这才知道为什么都是刚回来的人来打墓,因为其他人都知道四大娘去世时间不久,会有味道。

 

上午八点多的时候,村口就响起了一阵鞭炮声,拖拉机拉着棺材就出来了。四大爷的二哥拿着盖棺用的席子,六弟一路撒着纸钱,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扶灵。

 

在我的记忆当中,送葬的队伍应该是浩浩荡荡的,我们村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做“抬棺会”,这是一个互助组织,每当有老人过世,执事就会带着孝子孝孙在村里的主干道上喊一声“所有抬棺会的老少爷们儿们!XX家老爷子去世了,明天出殡!该奠纸的奠纸,该抬棺的抬棺,一事都有了,XX磕头谢谢哈!”执事的喊完这句话,孝子孝孙脑袋往路中间一磕,就算是下了通知。第二天棺材由八个人一组抬着,出村子里的南门,一路上不能着地,每当换人,孝子孝孙们就把丧杖拄在地上嚎啕大哭。

 

可是,四大爷的送葬队伍静悄悄,因为村子里的人都出去谋生了,“抬棺会”早已名存实亡,如果死在年关,大家都在家里,还能享受这项福利。死在夏天的,注定孤独。拖拉机扯着呼噜把四大爷往墓地拉,他的孝子孝孙一路追赶拖拉机的脚步,没有时间悲伤。

 

棺材拉到墓地头上的时候,风水先生说,你们留几铁锨给他儿子,别把活都干完咯。四大爷的大儿子扛着招魂幡跪在墓地里,二儿子去他祖坟上烧纸,三儿子跳进墓穴里平整了一下。接着,拖拉机司机用起重臂吊起了棺材,放进了墓穴。直到这时候,四大爷的女儿们才开始放声痛哭。

 

回来的路上,四大爷的二哥和五弟、六弟走在一起,一路上没说话。末了,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又送走了一个”。执事问老六,你都出去打拼这么多年了,这以后还打不打算埋在我们村?老六说,不知道,我三哥死的时候火葬抓得正紧,烧了之后骨灰放在殡仪馆根本就没人拿回来。兄弟六个不缺我这一个,再说吧。

回到家里,我跟我妈说我的所见所闻。我妈说,送葬队伍长短怕啥,再长的送葬队伍,也不能有人躺下来陪他。死身子往地里一躺,大家又都一样咯。


 

干涸的村庄

记录时间:2014年10月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老家的大豆、玉米等秋季作物正在因干旱而走向绝收。亳州,是黄淮平原的一部分,是我国原始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国家划为“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这里的土地正在一步一步向荒漠靠近。

 

小时候我的父亲经常教导我碗里的饭菜一点一滴都不许浪费,并且警告我说“剩饭底儿,饿半死儿”。一粒小麦经过播种、除草、打药、收割、晾晒、储存、加工......等一系列程序才能到达我们的嘴里,然而就是这么繁复的程序下来,一亩小麦的收入也不过一个农民外出做泥瓦工三天的收入,种地收入的微薄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原来我们这里的作物种类非常丰富,至少说作物的结构比现在均衡。因为缺乏劳动力,也为了便于机械化,大片大片的小麦连片种植。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是中药材的种植加工,靠近城里的农民可以通过种植药材提高收入,2014年芍药每亩的纯收入超过15000元。我问我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种一点。我妈说,她自己在家,做不好田间管理。大家都种麦茬豆、豆茬麦,如果你在中间种点别的作物,人家烧麦茬的时候,一把火就给你烧掉了。现在不是不让烧麦茬了吗?我问。说是不让烧,全村都是小麦,一个人点,一个村庄的麦茬就着火了,你能知道是谁点的火啊,总不能都抓起来。所以现在冬小麦和大豆,成了“绝佳”的轮作形式。绝对的垄断和单调会产生绝对的危险,如果今年继续干旱下去,那么大豆的绝收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每年高考前后三五天是小麦的收割时间,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烧麦茬这件事情,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而生的。没有联合收割机的时候,大家收割小麦用镰刀,麦茬贴着地皮,因此不存在烧麦茬一说。联合收割机大面积应用以后,麦茬的收割高度一般在10公分左右,对于修整土地来说,难度很大。加上家畜减少,不需要麦秸作饲料。电饭锅增多,也不需要秸秆做燃料。老百姓索性一把火烧掉麦秸和麦茬。被烧掉的除了麦茬,还有一切昭示着田野里有勃勃生机的野鸡、野兔、鹌鹑、蝈蝈......

 

对于烧麦茬这件事情,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规定联合收割机留麦茬超过5厘米老百姓可以拒绝付费、每亩地补贴40元让老百姓把麦秸从地里面拉出来、补贴给麦秸收购商让他们把麦秸收上来送到造纸厂,但是这些政策被“对策”一一破解。比如联合收割机留麦茬不超过5公分耕作速度会减慢,田里的砖块卷进收割机也会损伤收割机的刀片,老百姓就会对这个要求主动妥协。补贴40元让老百姓从地里面拉出来就更不现实了,一个农民工每天的收入大概在100元左右,从经济上来说不划算。最后,这些麦秸就被暂时堆在地头,等待着一把“野火”。麦秸收购商把麦秸收购补贴拿到手里以后,就会说存量太大,暂时不收购。麦忙时间一过,回乡收小麦的劳力又外出打工了,麦秸收购商雇用一些人,就把老百姓倾倒在田间地头的麦秸运回来,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即使有,也可以直接忽略。

 

说来说去绕不过一件事情——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城里买房子了,在城里有没有房子也成为年轻人婚姻的一个重要筹码,买了住不住没关系,哪怕是租出去呢,先买了再说。然而,城市没有拿他们当城市的一份子,他们的孩子不能就近在城里入学,他们不能在社区享受各种便利。他们也没自己当城市的一份子,自然不会保护一个城市的形象,没有文明的市民,就没有文明的城市,市民素质的提高速度则远远慢于城市高楼的建设。

 

大约是前年开始,我们附近的村庄开始进行“新农村规划”,具有一个特定的套路:把村庄全部推平,铺上水泥路,然后在水泥路两边盖上房子。在我看来,在这种规划当中受到最大破坏的是河流和一些水利设施,甚至连水井都不放过。

 

我们村原来有“寨海子”,也就是护城河,四方有寨门。根据五行,娶媳妇的时候迎亲队伍要从南门出去从东门进来,南门是正门,算明媒正娶,东门是生门,意味着人丁兴旺。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在河里面游泳、抓鱼,后来虽然慢慢在干涸,但是河的存在总给我们带来许多安全感。新农村规划以后,村民们推倒房子的建筑垃圾无处堆放就往内河里面推,等大家的房子盖得差不多了,村子里的小河也就都被填平了。即使李春波来这里依然能写出《小芳》,泪水也无法顺着小河淌了。

 

我们村最重要的河是芦草沟,这条河连接龙凤新河汇洺河入涡河,最终注入淮河。这条河曾经水草丰美,两岸岸边上种满了荆条,河坡修得十分工整,常年都有水,至今我们老家还流传着“麦黄蟹,稻黄鳖”的谚语。新农村规划之后,村子里的小河都被填平,芦草沟也没有了往日的容颜。

 

龙应台曾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芦草沟在新农村规划中就扮演了下水道的角色,直接将生活污水排放下去。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都很穷,穿不起新衣服。老师说穿不起新衣服没关系,但是要干干净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芦草沟算是个破落户,因为她已经既不丰美,也不干净。

 

被破坏的除了河流还有水利设施,一直到现在,在亳州一带的田地里还能看见一些水利设施上面写着“黄淮海工程”,一些农田中“黄淮海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牌子。当时国家每年都有冬修水利的义务工,我们家人口多,我父亲要做得也多。但是义务工有一种情况可以免除,那就是家里有人在外面上学或者当兵,俗称“吃商品粮”。我小学入学的时候,父亲给我取名“本科”,希望我能考个大学,但是我母亲的愿望就更现实了——考个师范也行啊,以后少做一个人的义务工。

 

黄淮海工程当时修建了很多水渠和水井,耕地两头的小水沟都是相通的,水井也是常年清泉不断,真正做到了旱能灌涝能排。2003年,安徽省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除遇到特大洪涝、抢险、抗旱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跨乡、跨村的各项事业建设不得再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不得再向农民摊派劳务。黄淮海工程就此停止,当时修建的水利设施也开始失去了本应的维护。农民开始通过填平地头的水沟,扩大耕地面积。于是,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形同虚设。

 

我们村子里原来有三口大井,村子南头、西头和东头各有一口,井口用石栏围住,井水甘冽可口。村子里的人奉为神灵一般,吵架赌咒都跪在井沿边。后来,村子里的人填平了三口大井,一是吃井水的人少了,二是为了安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自来水进入了各家各户。

 

亳州的空气已经被严重污染了,每年麦忙时节,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到处弥漫着呛鼻的烟味。水域面积减少之后对气候和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我们无法估衡的,不知道和今年的干旱有无关联,也不知道如果以后淮河流域再有大雨还是否能排得出去。在湖南津市的方言当中,能产的田叫做“母田”,因为她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能量,而我的村庄已经变性了。


 

规矩的丧失

记录时间:2014年10月


 

 


 

 

我上大学第一天,见到一位同学的爸爸。他跟我说,他最怕跟亳州人一起吃饭,不醉不归。曾经我们这里的人吃饭的规矩特别多,吃饭之前先喝茶。上菜的时候,先上凉菜。老年人看一下凉菜的搭配就能猜出今天有几个菜,几荤几素。先上凉菜是让大家喝酒的,亳州人的酒量不在碗有多大酒有多猛,亳州人的酒量全在“耳朵眼”里。“耳朵眼”是一种酒盅,是我见过的最小的酒盅,小到喝酒的人根本不会觉得这个酒盅会让人喝醉。可是亳州人各个都善于打“酒官司”,劝一个人喝酒,从一心一意开始喝,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全十美,这一套下来,菜还没吃多少,人就已经醉了。

 

我那位同学爸爸说,去亳州几趟了,没吃过亳州人的热菜,凉菜还没吃完就喝趴下了。

 

在亳州,吃饭的时候除了和其他地方所共有的一些规矩之外,还有一些自己独有的讲究,比如做东的讲究“管饭不饱,不如活埋”,要让客人吃个尽兴。做客的讲究“不回二碗”,也就是不吃第二碗,以防主人准备不足而尴尬。亳州人请客几乎不上主食,即使有,也是放在最后。一是要客人多喝酒,二是要客人多吃菜。

 

近些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家人看着电视吃着饭,“饭场”这个词语在亳州人的词典里也就慢慢消失了,所谓饭场,是村子里的一个胡同或者开阔的地方,大家蹲在一起吃饭的地方。多年以前,饭场是村子里的最重要活动场所和消息集散中心,不管春夏秋冬莫不如此。邻里之间每天在饭场里和和睦睦地沟通,偶尔红个脸,众人从中周旋一下也一笑而过。哪家来亲戚了,好似是大家的亲戚,街坊四邻都认识。

 

随着饭场一起消失的还有吃饭的规矩,回去那几天刚好有亲戚摆酒,我去吃饭。我一边吃一边感叹亳州人现在风气好,吃喜宴不劝酒了。可是凉菜刚一上完,立马我就感受到了另一番场景——有人在往一次性购物袋里倒菜,甚至是她们先用筷子夹一些放进袋子里,然后才放到桌子上给别人吃。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按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又不缺吃喝,为什么还有人要把菜倒回去呢?旁边的大妈一边倒一边回答我,回家热了下顿吃。

 

我的母亲告诉我,现在吃合碗(亳州人对宴席的叫法)的风气明显不如以前好,老年人在家带孩子,谁家办酒席了,老人都是带着孩子全家去。这倒也没什么,问题是口袋里都带着袋子,如果单纯是为了打包,还挺值得鼓励,问题就在于已经完全到了失去礼仪的程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刚刚说完再见的老朋友,可能由于行色匆匆再也没见过抑或擦肩而过,老人们守着老屋像守着阵地一样,一批接着一批离开。

 

我们失去着周围的人,也失去着周围的小鸟、小虫子、土地以及河流。我们失去着淳朴的礼仪和古老的传统,我们失去着......

 

我们失去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获得的东西却惊人的一致。我热爱我的故乡,热爱那片我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父母至今仍赖以生存的土地,然后她并不需要我的包庇。我只希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城市融入乡村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种植结构

记录时间:2015年8月


 

 

 

我刚记事儿的时候,田里的植物是比较丰富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玉米、红薯。因为土地是不断流动的,比如你今年种这一块儿地,明年可能要种另外一块儿地,所以有肥料也不舍得往田地里用,小麦一亩地四百斤上下,连现在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都不到。后来政府实行“三十年不动地”,于是地就被划分为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按比例承包到户,老百姓开始往地里施肥,产量一下就上去了。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而我们亳州的老百姓还被义务工束缚在土地上。每年冬天,各家各户按照人口摊派任务,如果没有劳力干活,就要出钱。妇女儿童是很难把这些活儿干好的,像我们家这样孩子多,义务工程量大的人家男劳力冬天就只能呆在家,我所在的村子——店集村,基本上都是这样。直到2003年取消农村义务工,我们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

 

有几年的时间,农村劳动力解放了之后,政府开始大力扶贫,口号喊得最响亮的,莫过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从完全的“麦豆轮作”改成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存。于是我们出现了烟叶连片、薄荷连片、大蒜连片、西瓜连片、韭菜连片,在当时,这种连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但是随着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最后这种连片也不得不放弃。再后来是种植中药材,比如大黄、白术、白芷、桔梗、板蓝根,我们都种过,但稍微了解中药行业的人大概都会知道,中药并不仅仅是药品原材料,还是一种实体的“股票”,是用来哄炒价格的工具。

 

再后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增加了种粮补贴,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而是农业生产物资的涨价,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化肥、农药、种子等花费急剧攀升,大豆、小麦的价格不升反降,辛苦种地一年不如出去打工一月,老百姓种地的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种植中药材和薄荷、烟叶又需要太多的劳动力,于是种地有回到了“麦豆轮作”的模式。

 

现在农民种地是很舒服的,一直到我初中毕业,我们那里都还有两个“农村特色假期”,一个是“麦忙假”,一个是“秋忙假”,就是让学生回家帮家里干农活。而现在,小时候一二十天的麦季,不到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秸秆焚烧

记录时间:2015年8月


 

 

 


收完小麦的麦茬一把火就烧掉了,环境污染。于是政府派人在田地里驻守,各处悬挂标语,禁止焚烧秸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烧不掉的秸秆就被倾倒进了河里。还是政府棋高一着,实行土地流转,发放种粮大户补贴,种粮大户去农民手里租赁土地,土地集中起来之后,不让种粮大户烧麦茬,一纸通知,效果显著。

 

秸秆焚烧带来了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前农村喂猪、养牛,秸秆饲养家畜或者发酵堆肥,而现在直接烧掉。土壤中的有机肥在高温下被破坏,土地肥力下降,农民不断施用化学肥料,土壤板结严重,农村出来的就是“绿色食品”?那大概说的只是颜色。

 

秸秆焚烧的另一个问题是生物多样性问题,十几年前的时候,田野里的蟋蟀非常多,用狗尾草穿起来可以炸来吃。蝈蝈也很多,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就用编织袋装上红薯秧,把蝈蝈放在里面,挂在房檐下面,吱吱地叫上一个秋天。老一辈人选面部嫩绿的蝈蝈,用白菜最中间的菜心和花生、温水喂,装在蚰葫芦里面,隔三差五把蝈蝈放在湿毛巾上爬一会儿,防止爪子干掉,这样的全套保养下来,蝈蝈可以过冬,叫到第二年开春。

 

焚烧秸秆之后,蟋蟀、蝈蝈连同他们的卵一同被烧死、灭绝,偶尔的幸存者也逃不过先进的农药。同样灭绝的还有野兔和野鸡,麦豆轮作的情景下,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失去了交叉时间,使得野兔和野鸡没有生存空间,以至于彻底灭绝。偶尔有一些幸存者,也难以逃脱先进的农药,农药使用贯穿于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播种前就开始了,比如有一种“小麦封闭针”——在播种小麦前,把封闭针喷洒在麦田里,播种之后,除了小麦,寸草不生。

 

地里没有了动物,家里也没有。我们村现在没有人喂牛,也没有人喂猪,只有羊和鸡鸭鹅,以前地里有很多草,现在村子的宅院里草很深,以前地里有野兔,家里有家兔,现在都在动物园里,我们距离去动物园看家畜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农村的教育

记录时间:2016年2月


 

 


 

春节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有了一只印着“垃圾桶”的垃圾桶,很明显,这是政府发的。在湖南津市我的岳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垃圾桶。一样的垃圾桶,却不是一样的作用,明明旁边就是垃圾池,还是有人不想多走两步把它送到位。

 

不得不说的是,湖南人对政策的执行能力真的很强,同样的班车,津市车队按点出发,绝对不绕圈,哪怕是一个人,也按一车人跑。在亳州,淝河到亳州中间三个镇子,每个镇子都绕圈,三十多公里的路,常常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亳州几乎是安徽基础教育最差的地区,一个三县一区接近600万人的大市,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赶不上一百多万人口的太和县,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仍然在做着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谯城区2016年度公开选调中小学教师实施方案》中提到:2016年计划公开选调75名农村小学教师、35名农村初中教师到城区缺编中小学任教。选调条件要求“选调初中教师须系谯城区农村在编初中教师,取得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在这种政策下,并没有说选调农村优秀教师进城,然而很多优秀农村教师考去城区却是事实。对教师的奖励应当是二级教师和特级教师的区别,而不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区别。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只能划片招生,农村优秀教师进城之后,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

 

年轻人的游戏

记录时间:2016年2月


 

 

 

 

我到家的那个中午,村子里有人在谈论谁谁谁又赢了多少多少钱。赌博现在在农村似乎又沉渣泛起,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大人都窝在家里,有时候去参加冬修水利工程,闲了就打打牌,所以牌九(又分为天九和骨牌、推牌九三种玩法)、麻将我看都看会了。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自从有了钱,农村的赌场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首先是打工的工钱,现在国家劳动纠察和劳动保障体系是比较规范的,出去打工辛苦一年,回家谁不带点钱?聚在一起,就开始赌博,那么多大钱,换零钱多方便,赌注分分钟就变成了一百块钱大头。刚开始还用大牌九,四张两道,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然而并不过瘾,最后开始打小牌九,一翻一瞪眼,快得很。

 

打工的钱输完了还有卖房卖地的钱,据说新农村规划有一家分到了位置很好的一块宅基地,有人提出跟他换,补偿差价两万块,下午就又输给人家,回去吵一架,离婚了。

 

小赌怡情,强赌灰飞烟灭。

 

老年人的住房

记录时间:2016年2月


 

每个人都会老去,哪里有缺少陪伴的老年人,哪里就有孤独终老的年轻人。如果此刻你去亳州的乡村,最差的房子的主人以老年人为主。

 

最近二十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开阔了眼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他们想把家安在城里,于是花大力气在城里买房子,但是入住率并不高,因为他们不能坐吃山空。亳州这样的城市就业机会有限,使得他们一直奔波在挣钱的路上。

 

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子之后,老年人并不愿意住在里面。对他们来说,在城里居住意味着太多的挑战:可以不吃饭,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可以见到邻居,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以出门,但不知道去哪里......城里的公共设施比较齐全,但是在城里买房子却不意味着均等的机会,比如孩子就近入学、社区服务等等。财产意义上的家已经进城了,但是并没有归属感,他们心理上的家,还在乡下。他们更愿意在那里到田里面采摘野菜,和老友打一打骨牌。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之后,亟待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于是现在的年轻人要么是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要么就是正在努力在城里买房子。翻修老家的房子成为了一种“扔钱”行为——反正城里有房子、反正马上去城里买房子了......

 

政府规划人为隔离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极端的例子是我们村旁边的大康庄,他们村建设了“老年区”。简单地说,原来他们的村子都在芦草沟的北岸,新农村规划之后,芦草沟南岸成了年轻人的社区,芦草沟北岸则成了老年人的聚居区。

 

去年有一次我跟妻子带着母亲去古城的路上路过了这个村子,母亲说,如果新农村规划以后,你们盖楼房,我们出去住,就给我们老两口盖个这样的“老年房”——坐北朝南的房子“L”型房子,堂屋和卧室,坐北朝南,厨房和厕所坐西朝东。我认为“老年区”是对老年人的隔离和歧视,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聚居存在着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活动能力有限,互相救助十分不便,遇到危险,反抗能力也不足。

 

再往前数三十年,现在我们所谓的老年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都是每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我希望他们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我们每个家庭的幸福成果,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白杨树

记录时间:2016年10月


 


 

从外地归来正值四月初,洋洋洒洒的杨絮充斥了亳州的城市和乡村,大街和小巷。起初几天还觉得十分漂亮,并且为我们亳州的绿化成果表示感叹。可是几天之后我发现,就是这看起来雪花一般美丽的杨絮,让我咳嗽不止,邻居中也有人出现了面部过敏。专家说,吹进机动车发动机和引擎盖里,还会引发自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严重。由于杨树生长周期短、收购价格高,成为农民植树造林的首选树种,杨树从此开始“一统天下”。

 

海南学者单正平先生有一年去商丘访友,发现一路上绿化树木全部都是白杨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近些年在北美西部蔓延的这场白杨树“瘟疫”,后果却相当严重,当人们挖开土壤后发现,白杨树的根也都已经死掉了。这就使得白杨树丧失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人们对此有着种种推测,是因为虫害、干旱、还是气候变暖或者野生麋鹿等动物的啮食,抑或是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人们至今没有找到答案。任何事物的单一,都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原来亳州人并不种植白杨树,那时候最多的是泡桐树,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因此亳州被称为“泡桐之乡”,桐花更是与芍花、牡丹一起并称为“亳州三花”。行道树最早是改成法国梧桐,但是法国梧桐成活率太低,因此改成了白杨树,白杨树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在最初的几年里,对改善环境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仅仅几年之后,烦恼就显现出来了。

 

这次我回去看到,白杨树已经在逐渐地被砍伐了,一个政府的水平最好评价指标是看它能否在过渡、尝试中进步,而不是破与立。显然我们当地政府矫枉过正了,也不说一边砍伐一边种植,一说白杨树不好,统统砍伐掉,他们并不清楚以后该怎么办,十几年的绿化成果,毁于一旦。

 

小孩子的教育

记录时间:2016年10月


 

 

 

在我看来,我的小侄子还是比较听话的,情商很高。但是其他亲戚跟我说,我妈惯着他了。国庆节放假我回去,他就提着自己的枕头抱着自己的小被子要跟我睡了。六岁,什么都懂也什么都会说。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一到吃饭就哭哭啼啼。

 

因为家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父母年龄大了,有亲戚到家里来,总要带一点东西,父母又不舍得吃,零食就成了这个小孩子的主餐。到吃饭的时间,高兴了就吃一点,不高兴了就各种挑剔。我果断决定,断了他的零食,一直饿到要吃饭为止。

 

留守儿童的教育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肉上肉,疼不够”,一个是父母的“补偿心理”。前者导致祖父母管教松弛,后者导致父母放纵孩子。每天下午,都有人骑着电三轮在村子里叫卖辣汤、牛肉丸、麻辣粉丝......一大勺鸡精倒进去,浇上白开水,撒几粒虾米,这就是牛肉丸子的汤水了,一次性筷子用手一捋,手上留下白色的粉末,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衣食住行都存在风险的今天,穷人更应该爱自己。

 

由于农村现在留守儿童和老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分辨能力较低,因此农村超市城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聚集地,比如“康帅傅”“康师博”让你跟“康师傅”傻傻分不清,我哥哥在超市买了一提“生榨椰子汁”,我喝了一口,觉得像花生浆,我说这一提不会是山寨的吧?拿来一看,华北某省生产的,配料表中写着:椰子香精、花生原浆......这样的东西留守儿童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吃——大概充当了一个坏角色。

 

我家就住在学校门口,以前上学的时候,方圆三里五里的同学也都是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开始接送孩子,到了上初中的年龄,索性送到城里封闭式学校。亳州目前最好的初中都是民办中学,就是因为公立学校无法为家长“省事儿”。民办初中费用高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教育局要求先划片招生,然后少数名额才能公开招生,几年两所市区的民办初中公开招生考试就被教育局阻拦了,农村孩子入学的几率大大降低。寒门再难出状元,又多了一个注脚。

 

年轻人的彩礼

记录时间:2016年10月


 

 


 

“彩礼”作为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封建社会就已出现,而且早期的“彩礼”真的是“彩色的礼物”——至今在我的老家仍有“五色礼”之说。受古代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彩礼”的一个重要社会含义是“出嫁女的身价钱”,大致有分等级、按年龄、凭姿色三种标准,是男女不平等观念的一种极端表现。

 

我没能从现有的资料找到彩礼的固定规模与标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彩礼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内是一种礼节性的存在。彩礼口号化大约是从“三大件”开始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再后来这“三大件”换成了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不管是什么时候的三大件,都不是普通人家的要求,因此彩礼最初体现的是物质需求,有了锦上添花,没有也可以结婚。

 

物质充实了之后就会上升的精神层面,首先是从虚荣开始,最早的要求是“三金一溜烟”——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加摩托车。如果大家出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在已经很少有女同志戴着金光闪闪的首饰出门了,但是这就是当时的审美标准。在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情况下,黄金制品是没有需要的必需品,因此我称之为虚荣需要。无论如何,这时候的彩礼还是十分含蓄的。

 

再后来彩礼就从“口号化”走向了“噱头化”。在皖北地区,有两个时间是订婚的好时间,一个是“六月六”,一个是“九月九”。最早有“六月六,六千六”的说法,但是随后不久就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10001,取“万里挑一”之意,以示女方金贵。既然赤裸裸地变成了金钱,那大家就别含蓄了,先来个“万紫千红一片绿”吧,一万张五块的、一千张红色的、一大片绿色的,十五万起底,这并不是男方花费的全部,因为我没把房子算进去。

 

但并不是每一家的彩礼都要这么多,深受其害的主要有两种人家:一是家里孩子多的,二是家里没钱的,父母年岁大,挣钱能力差的。这看起来似乎很不合情理,但这就是事实。如果家里孩子多,他们会多要一点,以免以后分家的时候跟其他兄弟产生矛盾。独生子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反正最后都是他的,只要父母健康就好。有钱人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彩礼——因为人家有钱。

 

物质很快被淘汰,只有钱不会腐坏,但是会贬值,因而超前性的金钱要求是现代人们不安全感的切实体现。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金钱并不是风险的质押,并不是要了足够的彩礼就会过上好的日子,君不见有不少男子为了离婚净身出户?

 

彩礼并非一去无回,多数时候娘家会拿这笔钱去买一些家具和一些陪送的嫁妆,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嫁妆看起来太过寒酸。只是有一些直接就拿给弟弟去送彩礼了。也就是说,生活在统一社会族群里的人,被社会风俗绑架的同时也用社会风俗绑架别人。就在最近,老家的朋友告诉我,最新的彩礼口号已经改成了“一动不动,三斤三两”——汽车和房子,钞票三斤三两。这样的口号应该不是穷人家喊出来的,谁会喊出这样的口号让自己难堪?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段子:“娶一个老婆如果要10万彩礼,能陪伴50年,每年是2000元,除以365天就是5.5元,也就说从结婚开始,每天5.5元让一个女人去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晚上还得陪睡觉 ,还给生孩子,还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现在这个社会会花五块五能买啥,所以男人就知足吧,对老婆好点。”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回家,不是因为需要保姆和性伴侣,一个女人嫁给了别人也不应该把自己放到这么低的位置。

 

我是女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我反对“女士优先”,我反对“三八妇女节”,我反对把杨绛、冰心称为“先生”,“先生”这个称号只是男人的普通称号,作为尊称给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女性,那为什么“女士”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用在的男同志身上?这当中存在一个语用学当中的预设,即“先生”比“女士”是更高级的称呼。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反向性歧视”,他们披着尊重的外衣,将某些群体放上神坛,施以深深的歧视。彩礼不仅仅是彩礼,它关系到人们婚后的相处模式和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位置、社会中的权利,我为我们皖北的彩礼感到深深的羞耻,向那些在彩礼中寻找安全感的女性表示深深的同情。


 

   新浪微博:大榕树下的海师人  微信公共服务号:海南师范大学校友会  或 hnsdxyh  QQ:194558837 邮箱:19455837@qq.com 
Copyright @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海南师范大学校友会   电话:0898-65813101  传真:0898-65813101  地址:中国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99号 邮编:571158